14.摸石头过河(1/2)
出兵前,除去数军联合在一起进行紧锣密鼓的操练外,在筹略上高岳和谭知重、西门粲、高固、张敬则等监军、大将也进行反复地推演。
高岳发觉所有人最担心的,还是白于山的地形问题,它横亘四五百里(折合现在二百多公里),山岭大多高三千尺,几座主峰则高达四五千尺,地形盘旋险峻,西中东三条隘路至关重要,转输艰难,按照谭知重的说法,现在各路御营军马固守防界还好,但一旦动起来,那十石的粮秣能有一石到前线就不错了。更何况即便突破白于山的险阻,到了夏州地方,如党项死守统万城,坚壁清野,我军粮食不济,恐怕最终也只得力尽退军,甚至还会损兵折将。
谭知重的担心,其实高岳也清楚。
后世大宋在神宗朝也搞过五路伐夏,最终却是场惨重的失败,加上其后不久的永乐城惨败,士兵、民夫死亡数十万,神宗皇帝更是因此一蹶不振,厌谈兵事,以致在失意中晏驾。
可详细比较后(人家都是摸着前人的石头过河,高岳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摸着后人的石头过河),高岳觉得此次大举征剿党项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以野诗良弼先前所说的三利三不利为基础,高岳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征讨方案,并且和后世宋伐西夏的战例进行了对比:
一、此时的党项羌族大多还是部落制,虽然叛贼拓跋朝晖自称为青天子,可实则平夏也好六府也罢,总体还是各打各的,但宋朝时则不同,唐和党项间是国家和蕃落间的对抗;但宋时不同——经宋前期军事和政治上对党项的双重失败,西夏已蜕变为相对成熟的政权体系,宋和西夏间已演变为国家和国家间的对抗。
二、宋军五路伐夏是踔姓(监军宦官)是河东路,种谔走的是鄜延路,这两路的目标是夺取白于山北的银州、夏州和宥州;而后高遵裕(巧了,这位也姓高,并且所行军路线也和高岳一样)出环庆路(环州和庆州),刘昌祚出泾原路(受高遵裕节制),而后李宪(监军宦官)节制熙河、秦凤路军马沿熙河往东北而进,这三路的目标是夺取盐州和灵州地区——最终五路兵马会齐在灵州,再围攻夺取西夏的王都兴庆府。
那么最关键的区别来了:
我如今和宋神宗的战略目标根本不同啊!
宋神宗的目标是要彻底灭掉西夏,他的战略是攻陷兴庆府(灵武地带);
至于我的目标,则也是彻底要灭掉党项,但我的战略是攻陷夏州统万城。
为什么会有此区别,很简单,因为如今灵武还牢牢地掌握在大唐的手中(唐灭亡也没丢),河套也还掌控在天德、振武两军手中,平夏部党项也只能在宥州和夏州地区起事,占据统万城为伪都。
所以战略形势和目标的不同,往往决定了一场战争是胜还是负。
其实五路宋军在战役前半阶段已经成功突破了西夏位于白于山,也即是横山地区的防线。种谔攻陷米脂寨,斩首八千,光复绥州、银州和石州全境;王中正也成功自河东迂回而西,占据无定河;最成功的是泾原路的刘昌祚,攻陷了磨脐隘,这处隘口往北离灵州只有一百余里的路程;李宪也击破了兰州古城,推进到天都山屯营,和刘昌祚离的也不算远。
可后半阶段为什么就崩了?高岳清楚,因为宋神宗所制定的战略目标不是夺取横山完事的,而是好大喜功,要直接打到兴庆府,解放梁太后。
这就致命了。
当时西夏梁太后听取部下建议,把精锐全都收缩集中在兴庆府,并遣轻骑在外,抄掠宋军粮道,打的就是标准的“坚壁清野”,随后实施反攻的战术。
而对于宋军来说,他们要求突破白于山后,五路军初步集合地点是环州——可,从环州到兴庆府,可是足有七百里的距离,还多是沙漠!更可怕的是,环州确实位于秦凤路、环庆路和泾原路的北端交汇点,李宪、高遵裕和刘昌祚到这里来并不费事(环州大致等于高岳先前和西蕃马重英鏖战的安乐州),但种谔和王中正可就惨了——他俩这两路十几万军队,外加十万民夫,好不容易到了白于山北,还得慢慢往西再走数百里,才能到环州
种谔行军到夏州索家平,天降大雪,军粮告罄,十万士卒不战而溃;王中正的六万士卒,外加差不多数量的民夫,顺着无定河往北走,一头扎进沙湿地带,人马沉陷而死者累累,最后走到宥州奈王井,军粮完蛋,也是不战而溃。
这两路一溃败后,高遵裕和刘昌祚也就不行了,虽然拱到灵州,可兵力对兴庆府的西夏不占优势,粮道被截断,军营又被西夏掘开黄河淹了,大败而逃。
李宪没去凑这个热闹,看诸路不利后,便直接撤军了。
“如果神宗皇帝制定个踏实可行的战略目标,比如就是种谔、王中正夺取横山,然后在山脉上筑垒,招募此地羌落为义从,蚕食掉夏州、宥州和银州,并在无定河屯田耕殖,解决兵粮问题,而高遵裕和刘昌祚也满足于攻占天都山,同样在此筑垒,步步为营,慢慢缩短对西夏兴庆府的攻击距离,在合宜时机到来后,西东并进,凭靠宋朝国力,是肯定能碾压西夏的。”
如今高岳的战略就很可行——他打消了各位的顾虑,拿出一套方案来:“我们先要占据白于山,将山北的平夏党项和山南的六府党项切割开来,随后各路会剿,先灭山南和渭北的六府、离石党项,随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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