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回索手机二返理发店 自投案三进公安门(4/9)

不料，那民警却误会了我的意思，十分惊讶地说：‘啊！你原来是所长他‘达’呀！失敬，失敬。现在的人都叫爸哩，你们也该改改口呀，叫‘达’，就是不大好听。’

那个没有说话的民警把同事拉到旁边，又看了看我小声说：‘喂，我看咋不甚像哩。’

这个民警也小声说：‘现在的事很难说，人不可貌相吗。说不定咱们的所长，还是个车后头的草包。先别急，再详细问问就明白了。’

二人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我的耳朵却很灵，把他们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明白了对我恭敬的原因所在。只见二人嘀咕了一阵子后，又走来坐在连椅上。

那个问过话的民警先说：‘喂，老人家，你来找我们所长，就是为了要手机吗？’

我故意不说明白，误会就叫他们误着，现成的便宜，先占占再说。于是，我就大声说：‘是呀，就是专门来要手机的。怎么，我难道不应该要吗？’

那民警满脸堆着笑说：‘该要，该要。现在的人谁没手机，何况是所长他爸哩。’

没说话的民警站起身，朝着一扇房门大声喊道：‘嗳，所长，快出来，你爸来了。’

那个房里立刻有人喊道：‘谁在哪里胡喊叫啥哩，我爸死了八九年啦，现在咋可能来哩？’”

老蝴蝶的话惹得听众一阵大笑，有个爱说话的人又说：“不错，不错，报案去啦还当了所长他爸。哈哈，真有意思。”

有人接着说：“是呀，这位老师傅说话就跟讲故事一样，好听极了。咱们不要打搅，让他专心说，咱也能专心听个完整故事。”

现场马上变得鸦雀无声，老蝴蝶接着说：“那两个警察听到所长的话并没吃惊，他们又在一旁小声说：‘我说咋不像哩，可能是他妈又给他找了个后爸，所长不好意思认他。’

另一个接着说：‘不错，不错，你这推理有道理。要是亲爸的话，手机还用自己跑来要吗，可能早就买地送回去了。唉，人家再是后爸，必定也叫爸呀，咱可不能看不起。’

我不再听他们议论，起身跑进那间所长说过话的屋子里。所长看我进来就问：‘喂，你是谁，有啥事哩？’

我说：‘你就是所长吗。我叫老蝴蝶，投案自首来了。’

所长‘哦’了一声说：‘自首，欢迎欢迎。你干了啥违法事啦？别急，坐下慢慢说。’

我坐在他指的椅子上说：‘我犯的是那种花案。有人说；现在啥都开放了，这种事是合法的，不犯罪。请问所长，这种说法正确吗？’

所长坚定地说：‘不正确，就是再开放，咱们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允许那种行业存在，你说的那些都是违法的。’

我又说：‘那样说来，我就犯了罪啦，你们快把我抓起来吧。’

所长和蔼地说：‘你只要知道错了，以后不犯就行。回去改邪归正，好好过日子吧。’

我只说他会追根问底，谁知他一竿子把我撑得远远的。我只好赖着又说：‘既然犯了罪，你怎么能这样叫走哩？我可是被人强迫干那种事的，身上没带钱，他们就扣押了我的手机，叫我拿钱去赎，不给钱就拿手机顶账哩。我回去不好意思要钱，没办法才来自首的。’

所长吃惊地问：‘啊，在这突飞猛进的和谐社会里，竟会有这等事存在，你可详细说说。’我便不再挂着羊头卖狗肉啦，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所长耐心听完我说的经过以后，便笑了笑说：‘那你就说报案不就是了，咱还说投案自首哩？你这样的人，穿得都跟女人一样，怎么可能犯那种罪呀。’

我说：‘所长有所不知，我过去由于爱告人，才落了个‘瞎瞎膏药’的坏外号，以后决心不告啦。这回遇上这等事，被人坑了，手机要不回来，没办法也挂挂羊头，卖卖狗肉。’

所长关心地问：‘你的手机很值钱吗？他们本来要三百元，由于你这特殊情况才要二百的。贰佰元扣了你的值钱手机，你觉得划不来才报案哩？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又说：‘是呀，手机虽然不怎么值钱，也一千来元哩。一千来元对我们农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呀！我一个月才挣六十块钱，一年也买不起个手机，所以非要不可。’

所长又说：‘你有这种想法不对头，告人未必都是瞎事。如今虽然是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不能明争暗斗，互相告来告去，没完没了的积怨结仇。

但是，对危害社会的坏人坏事，违法乱纪的不良现象还是要告哩。如果人人都像你想的那样，对啥事都不言不语，不管不理；遇到违法乱纪，坑人害人的事不去检举揭发，那么，国家的纪检机构、执法部门就会变成聋子瞎子。

这样一来，危害国家人民的坏人、坏事，就会越来越多。说什么创建和谐社会、达到小康水平，那就成了空话，成了泡影。不但群众过不上富裕日子，国家也有变颜色的危险。’

所长一席话，一下把我说灵醒了，爱告人也不是坏事呀，只要是危害社会的人，只要是该告的事，就是好毛病。这样说来，我还要发挥自己的特长，继续告下去。”

常大伯支持着说：“是呀，是呀，所长说得很有道理。国家是大家的国家，社会是全民族的社会，就是要靠大家来维护哩。我们每个公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