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九章 分裂(1/3)

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这副对联，算是最能描述出科举考试制度对于渴求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提高家族经济、社会地位的读书人们的内心想法。

上联当中提到的二月杏花，借以代指春闱，而八月桂花，毫无疑问，指的就是秋闱了。所谓的蟾宫折桂，杏林春宴，讲得就是这两桩盛事。而为了能够达到蟾宫折桂，进而被人榜下捉婿，读书士子们无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埋头苦读。

如今朝廷恩典，开出恩科，这无异于在三年大比的基础上又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机会。而且，这次恩科，除了在正常的八股制艺基础上，更按照旧制，增加了明法、明算两个科目的考试。这些科目的考试，非但不讲究出身，甚至连是否为举人身份也不曾提起，更要命、更具备诱惑力的是，考试期间，凡是参加这两个科目考试的学子们，由大将军幕府负担，为学子们提供衣食住宿的津贴。考试通过的学子，立刻便是朝廷九品官员的身份！

江南素来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而著称。虽然在正儿八经的秀才举人眼里，所谓的明法、明算两个科目不算是正途出身，但是，在另外一群人眼里，这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进身之阶！

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这里的两样出产著称于世。一是黄酒，二是师爷。黄酒在国人的饮食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师爷，则是一句“无绍不成衙”可以窥见其中一斑。到了晚清时期，四句话“无绍不成衙，无湘不成军，无宁不成市，无徽不成镇。”，其中，绍兴师爷和湖南军人，分别把控了中国的军政两界。各个衙门的基本日常行政事务，都由绍兴师爷和当地的吏员俗称书办的联手控制。

而绍兴能够以一隅之地，不声不响的控制了中国从县一级一直到省部级衙门的基层行政事务，更成为无数封疆大吏的智囊顾问来源地，原因也是很多的。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找到一些原因。

一是文风炽盛，人才辈出。从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开始，绍兴因以“俗尚fēng_liú而多翰墨之士”，文风由此焕然，经济益加兴旺，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景象。隋唐时期，越窑越纸名闻天下，丝绸茶叶异军突起，山水风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人文由是更加兴盛。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动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风，使绍兴成为了名人辈出的“名士乡”。自唐朝开始正式将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途径以来，便是进士众多。唐代十二名，五代七名，宋代六百一十八名，元代24名，明朝五百六十名。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艰辛。绍兴历史上堪称“鱼米之乡”，但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穷则思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业、商业、借贷救贫等办法，动起了扬己之长、外出谋生、为人作幕等脑筋。

三是科举难就，功名诱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505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其实，科举不顺，去而学幕的也不仅仅是绍兴一地，晚清名臣当中的几位，林则徐、左宗棠都有给别人做幕友的经历。就连翰林出身的李鸿章，也曾经在他老师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