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七章 转变与发展(2/3)

;唐高祖于公元618年置黔中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观察使，黔中观察处置使，黔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等于彭水(乌江下游今地)的行政机构;并衔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子公元l119年始建贵州防御使于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今地)的。

近千年帝王们以“黔“字旨令开疆拓土的历史流源全部割断。

为此，为正本清源，贵州建省，当始建于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的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后，以“贵州”法定区划署名，于公元1119年始建的贵州防御使，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到公元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九百年了。

至于到了之后的清朝时期，则取消了贵州军政府的设立，因为雍正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

当然，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许多人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

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

三是开辟“苗疆”，设官建制。

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这具体要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说起，胤禛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颂诏天下。

在雍正统治的这13年时间里，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加强了封建中央王朝的高度集权统治。

即位以后，即迅速渐次剪除诸皇子，以及大臣年羹尧与隆科多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同时在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上，对于雍正元年(1723年)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赞丹津分裂割据势力，迅速出兵平叛。

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并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

对喇嘛教寺院也大力进行整顿，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并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

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事务。

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下，并有利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和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

此时，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基本奠立，清代前期又正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时期，封建中央王朝集权的加强，必然要求加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区的统治，这就和维护自身统治的土司势力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也与未曾设官建制地区的地方首领势力产生矛盾，甚至激化。

雍正统治时期适值专制集权的巅峰，因而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化了，促使雍正时期在西南广大民族地区，实行大规模地改土归流。

要知道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由土官走向流官的桥梁。

土司制度越是严密和完善，它与流官制度的差异越小，最后终究要为流官制度所取代。

清朝是土司制度极盛之时，也就是改土归流到来之日。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是一场社会变革，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深刻原因。

它意味着中央集权最后战胜地方分权，地主经济冲破土司割据的藩篱而获得发展，封建文化得以渗进闭塞落后的角落。

诚如魏源在《雍正西南夷改流记》所言:“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后笑先咷，安知非福?——一时之创夷，百世之恬熙。”

它对落后地区的迅速封建化进程，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至于在贵州改土归流的缘由，首先是土司制度的弊端，发展到清代康、雍之世充分暴露无遗。

在土司统治的地区，土司占有绝大多数的耕地、山林、水源，土民只有零星而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土民，在经济上被迫依附于土官，成为土地的附属物，形成土司对土民的人身占有关系，而且，这种“主仆之分，百世不移”，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据《户部则例》卷四载:贵州“兴义、普安一带客民，有置当苗民全庄田土者，所招佃户，多系汉人。”

说明地主经济已在贵州西南部地区出现和发展，它必将冲击土司制度下经济基础的崩溃，由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变革。

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监狱和制定各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令，以实现土司和头人的意志，压迫剥削土民，目无朝廷国法。

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谕令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

蓝鼎元在《论边省苗蛮事宜书》中写道:“愚闻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加多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