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八章 循序渐进的转变(2/3)

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确地说:“土司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即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也。”

可知，对土司的改流与否，是以其“有无过犯”而定，并非对土官一律革除。

因此，贵州改土归流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或土目，将强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则改，能削则削。

但对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并无过犯的土司，则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二，就是调整疆界，划拨尖牙，归并事权，以便治理。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尔泰以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就奏言:“云南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

提出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因距省会成都遥远而鞭长莫及，改隶距与滇仅一岭之隔的云南，俾得相机改土归流，永靖边氛，同时，建议“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人。”

“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

雍正时期贵州在调整疆界，归并事权方面，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总督高其倬在条奏苗疆事宜中，就提出黎平府与楚省五开卫同城，民苗杂处，分隶两省，请改五开卫为县，隶黎平，铜鼓卫亦归并。

五开、古州、八万等苗疆均属黔省，事权归一。

鉴于古州、八万地大苗众，为所谓“生苗”地区，其地在都匀以东，黎平以西，以五开、铜鼓二卫归黔，“则一切措办，呼应即灵;若拨黎平归楚，凡有调度必失事机”。

于是，清廷于次年批准将五开、铜鼓二卫，调整归黔省隶属黎平府。

至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又改铜鼓卫为锦屏县、五开卫为开泰县，俱隶黎平府。

又调整湖广之平溪卫为玉屏县，清浪卫为清溪县，俱领于思州府。

并以原隶湖广靖州之天柱县隶属黔省黎平府。

这些疆界的调整既为了使事权归并，便于治理;也为后来开辟“苗疆”，建立流官统治做好准备。同年六月，根据贵州安笼镇总兵蔡成贵奏:“广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与贵州普安州捧鲊地方苗目阿久等历年互争歪染、乌舍、坝犁、鲁磉等寨一案，因土目自相仇杀，俱系外结”，要求朝廷下令黔粤两省抚臣委派大员审断。

于是，云贵总督鄂尔泰奉旨会同工部侍郎李绂、广西巡抚韩良辅议划贵州、广西疆界，提出: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其地延袤千里，北境与南笼、普安相错，多争界仇杀事，岑映宸为逋逃薮，为患最深，请用兵擒治，将其地改土归流。

其时，泗城之者相、普安之者坎，皆有土目互争土地，岑映宸亦持强率众至者相，将攻者坎。

闻鄂尔泰将用兵其地，改土归流，乃乞改流存祀，被褫除世袭土官之职，安置浙江。

秋八月，从鄂尔泰等奏请，割广西泗城西隆之红水河以北地，设永丰州。

其地包括原西隆州之罗烦、册亨等四甲有半，原泗城之长坝、罗斛等共十六甲，“南北约三百里，东西经六七百里”，州治设在长坝。

升南笼厅为府，领永丰州。

又将原安顺府所隶的普安州及安南、普安二县，俱隶属安笼府管辖。

对普安州的捧鲊，为三江咽喉，“苗倮”要隘，设一营驻守。

另在路险岩危的白云屯、法岩、歪染等地，俱设汛防等，将黄草坝的左营游击、千总、把总各一人，兵三百人，俱移驻捧鲊。

这样，加强兵弁扼守，“不惟黔苗可控制，亦粤侬不敢起衅”。

至雍正六年(1728年)为正军田疆界一事，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再次提及。

“查汉夷地方，多有互相掺杂，隔涉穹远者。”

“论田亦不独军田，论隔属亦不独楚省，论黔省之内亦不独镇远、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长不及，互相推诿，难于稽查者，所在皆是。”

“臣自奉就近归并之谕旨，已概行委员分路查勘，不论隔省府隔州隔县，通令查勘明确，就近改并，以归画一，庶几钱粮易于征输，奸究无逃匿，于地方极有裨益。”

这时已是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开拓“新疆”的时期，而继续勘察调整疆界，就近改并，事权划一，以利征输钱粮和维持地方治安，建立和巩固流官的直接统治，正是为完成改土归流的任务和目的。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三，则是“剿抚苗蛮”，开辟“苗疆”。

而这又正是贵州改土归流的重点。

鄂尔泰在奏疏中说:“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

“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

“古州距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