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一章 前夕(2/3)

一方面当时的改革已经给社会“带来惊人的社会祸患，包括社会腐败、物价飞涨和一片混乱”，另一方面改革精英们发现，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独裁者，能有效地同不发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

这就点出了从“现代化”意识形态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键联接：“以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从参照东欧模式到明确效仿“四小龙”模式，再到全面拥抱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神学”的渐进发展趋势。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进的时刻。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实施，也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效应，引发了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这就是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的激化。

历史是具有相当大的惯性的，尽管有着萧寒这一只小蝴蝶，并且在十几年的成长后，这只蝴蝶的翅膀越来越大，扇起的风也越来越有影响力，胆囊更是依旧难以彻底扭转历史的车轮，在这种难以抗拒的惯性下，自一九八四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

正如萧寒预料，与上一个时空是那样的雷同，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发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

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八六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八七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1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

在八五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三十二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八六年还有十七万家。到了八七年六月，又陡增至四十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最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价格非管制化”，亦即中国特色的“价格放开”出台了。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也为社会的一般性无序混乱，与后来市民的有序的、有诉求的集体行动搭好了舞台。首先，闯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从一九八四年的2.7，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7.3，再上升到一九八七年31％的飞涨高度。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一九八七年五月，四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在短期内猛增了60％。这些对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四种副食”的涨价，很快就引起了粮价的剧烈波动，最先影响的就是大米，从一市斤三毛多猛的弹到了五毛多，增长近一倍，当人们还在惊疑不定的时候，都没有用上十天，这个五毛多的价格，又迅速的增长到七毛多，继而这个价格还没有坚持到两天，终于突破了人民币一元！

主要粮食的价格上升影响更为巨大！

据萧寒掌握的数字，受物价影响，八七年全国有21％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针对的是购买力而言）。而在萧寒的耳闻之中，也听到过太多的言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伟大领袖生前的那个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人们回忆在伟大领袖治国的二十七年中，从未提高物价。”

应该指出，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涨价通常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标准保留节目，它在世界各地实施后所引发的所谓“食品骚乱”也同样是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形影不离的保留节目。

它之所以有如此稳定的因果效应，正是因为“价格非管制化”所波及到的人口是如此之广，对人们每日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它又使“价格开放”－－本来是阶级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不满的矛头全部指向推行该政策的政府，使矛盾集中和激化。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广大的“群众”，即市民、机关工作人员、一部分工人等，他们受“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要大一些，对改革的怨言也多一些。这部分群众除了痛恨腐败，也反对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反对“不三不四的人发财”，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有所不满，在情绪上对改革前时代有所怀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群众中，新中国的传统价值更强烈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关系，社会公正，基本生活保障，等等。他们借以渲泄不满的符号手段，也没有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