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9章 谋反案(七)(2/4)
将“恶”束缚,那么问题来了,此“恶”为何能够挣脱束缚,根据牛顿定律,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力在推动此“恶”去冲破束缚。官场中是没有什么地心引力的,官场中就只有一个力,那就是“权力”。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束缚的也就是权力。
吕公著又问道:“二者孰优孰劣?”
“???”
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觑。
文彦博抚须道:“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可能都是轻徭薄赋,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
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儒家系统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若不分善恶,又如何去规劝君主,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勿施大恶。
在儒家体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对立面的,对错,善恶,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杂税是为恶,轻徭薄赋是为仁。
法制之法则不同,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在这个理念下,收税就是一种恶,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但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
但束缚住的结果,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
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
在法家之下,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这不是恶,但若你不交税,这就是恶。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税本身就是恶,必须得束缚住,不能无限膨胀,必须得小心谨慎。
法家和法制,行为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对“恶”的定义不同。
那么文彦博就认为,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
但是富弼却不这么认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优劣。”
文彦博的孰优孰劣,其实站在统治阶级,也可以说是站在士大夫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会更偏向哪种?
肯定是倾向于定义为“恶”。
轻徭薄赋,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当然也是恶。
文彦博又问道:“那富公以为,孰优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皱了下眉头,摇摇头道:“这还真不好说呀!”
此孰优孰劣,问得并非是儒法理念之争,而是指当百姓将税全部定义为“恶”和将税区分善恶。
此问,就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
但这是从未有过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当百姓认同这个说法,到时是增加治理的难度,还是减轻治理的难度。
到底孰优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评价。
司马光突然道:“虽说百姓可能会倾向于不可缺少的恶,但我以为这并不利于朝廷治理,若都定义为‘恶’,百姓是难以理解的,可能会认为交税就是恶行,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懂何谓‘不可缺少的恶’,若分善恶,百姓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能体现君主的仁政。”
刘述点点头道:“君实所言甚至有理,可如今此话已经传出去,我们又该如何避免?”
司马光却也不知如何回答。
吕公著突然道:“这个问题,一日两日是讨论不明白的,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坐下,边吃边谈。”
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恶。
因为在王安石看来,在收税方面强调仁政,那就是伪君子的行为,上面天天仁政,下面天天叫苦,就不如承认这是恶,不管是增税,还是减税,都有道理可依。
如今就是只有减税有道理可依,增税就找不到道理,但国家有些时候,是必须要增税的。
而司马光还是更偏向于传统。
然而,他们这些学问大家,都未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可见这个话题是真的具有争议。
整个中午,都没有人再关注什么谋反案,大街小巷,全都在议论这不可缺少的恶。
说到底,谋反案多数人也就只是看个热闹,干他们屁事,但税收跟每个人都有关。
大家都在讨论,到底哪种定义对咱最有有利。
但正如富弼所料,多数人都更偏向于不可缺少的恶,倒不是说他们悟透此中道理,而是当下的税收制度,令大部分人都感到非常不满。
反倒是税务司给予了他们一丝希望。
热闹的正午过后,下午继续开庭审理。
下午坐在犯人席上的不再是吴天,而是齐州非常有名的豪绅罗海,而他姑父徐治中便是开国功勋之后。
相比起之前审问吴天,权贵们显得更加紧张。
他们也不见得跟罗海认识,但是他们清楚,罗海是代表他们整个阶层在这里受审。
张斐站起身来,“罗海,你与吴天可相识?”
罗海点头道:“算是相识。”
张斐问道:“相识多久了?”
罗海想了想,“大概也有个三四年吧。”
张斐继续问道:“那你与吴天的关系怎么样?”
罗海犹豫了片刻,才道:“还还算可以。”
不少官员顿时感到诧异,这你就认了?
殊不知他们知道,税务司手中是掌控着足够的证据,证明罗海与吴天的关系,不如就直接承认。
张斐又问道:“你是否知道吴天其实是一个贼寇?”
罗海点点头,“知道。”
张斐道:“而你姑父徐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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