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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7章 垂拱而治(1/3)

赵昺原本指望应节严为保住帝师的位置会提出反对意见,却没想到其称陛下以冲龄即位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则大任,早就想上疏请开经筵。。:。这意思很明白了,就是其十分同意,而他们两位都同意了,谁还反对,便一致同意待回朝后呈请太后懿旨开经筵。

本来想着下雨天,又没有什么事情,赵昺想请众人吃个便饭,拉近些感情。可一听这事儿兴趣全无,气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着头脑,无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门’子气。他却是知道行朝琼州入驻行宫后,出入宫禁并非像从前那样方便,经筵日讲几乎成为这些儒臣们接近自己,施加影响的唯一机会。

赵昺知道儒臣们特别重视经筵,除了‘混’个脸熟,还认为经筵制度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养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经筵制度还是一种政治制度,和历代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驳制度、史官制度一样,是对皇权的制约,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另外经筵制度也是一种传统的礼仪制度,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这根源就是理学,他们可以说是宋朝的制度休戚以共,共生共荣的。

这几天赵昺下功夫从各方面了解和学习了宋朝的政治制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学进行了分析。现宋朝的这些士大夫们不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们下了一盘好大的棋。他们为了能让儒家理论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还通过各种手段对统治者或是未来的统治者施加影响,变相的对其进行‘洗脑’,来维系以儒治天下政治制度。

作为一个理科生,赵昺前世对儒的理解除了课本中对孔子的简介,及焚书坑儒和几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当然也谈不上偏见和讨厌,那个时代宣传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无法评论其治国理论对国家与百姓有益,还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后,赵昺现虽然儒、道、佛并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除了对治国的思想外,还对人的日常生活施加着无处不在的影响,甚至对皇权也进行限制。他知道导致宋朝形成儒家独大的局面是太祖赵匡胤造成的,不过他却对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选择虽出于无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历史上自先秦以降,经过千年无数次的屠杀和清洗,权力已经逐渐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们成为越法律限制的人。赵昺想当年的赵匡胤当上皇帝后肯定也意识到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区别就在于怎么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爱,整个国家就会跟着享福;如果他们昏庸残暴,整个社会就会一起遭殃。

怎样在制度上对君主帝王进行制约,以免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呢?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赵匡胤的做法是,让文臣参与议政,指点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该帝王‘胸’怀不够宽大,听不得批评,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后就没有人敢再批评帝王了。于是赵匡胤做出规定,不杀谏官及士大夫。聪明的士大夫们便利用这个‘漏‘洞’’将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国纲领中。

自太祖和太宗两位开国之君后,从北宋到南宋的十几位皇帝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个现象十分诡异,按照概率学说,大宋皇家这么多子孙怎么也应该出现一位又为的君主,结果却是没有,平庸之辈却是满地走。这不能不让赵昺多想,他觉的应该以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受到的教育有关,而这些君主们毫无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礼,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

从表面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样,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权威”应当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这一点,跟后来标榜“乾纲独断”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权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

别看赵昺只研究了这么几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程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南宋理学家6九渊也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

以赵昺所知和理解,这种政体更与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等于将皇帝架空了,失去了处理政务的权力。如此一来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宋人认为,是宰相。用程颐的话来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宰相是政fu的脑,职权就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那这时候傻子都明白了,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来说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权责是组阁,治理天下。君主与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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