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税赋主要来源-酒税(1/2)

如此过了十天，现在军队开始行动起来，水军运输船从川北、川南通过运输船将粮草运送到最近的码头。

各团辎重营也开始行动，大家骑着三轮车将粮食拉到闹粮荒，价格奇高的州县。

即便通过水运，通过三轮车陆地运输，粮食运输成本降低甚多，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到，但一担粮食价格还是在3两银子以上，其价格远在太平时期4到5倍。

召集众人讨论如何降低粮价，在会上钱邦芑提出解决之道，那就是禁止酿酒。

这可是古代官员最喜欢采用的法子，每到粮食短缺，出现粮荒之时都全面禁止酿酒，减少社会上粮食消耗，最后达到解决粮荒的目的。

武将爱喝酒，文官爱喝茶，听到禁止酿酒武将一个个连呼受不了，就拿马潮说那样，每天练武，多次上阵杀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如果不喝酒根本受不了。

而钱邦芑等人则摆出历史典故，每次出现粮荒之后都厉行禁酒令，现在遭了这样大灾，巡抚衙门运送粮食的船只来往江上，三轮车马车每日充斥驿道官道，但僧多粥少，偌大成都平原还是出现粮荒，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富户囤积粮食酿酒赚钱。

看大家吵过不停，杨轩则眼前一亮，烟酒税，好像在20世纪九十年代烟酒税就超过国税的2成，是政府主要财政来源。

相比普通农家子弟，这酒在古代勉强算得奢侈品，豪门大户每天暴饮终日，而平民百姓除了在红白喜事之外，其他的喝得不太多。

既然如此，何不推出酒赋呢？好像在平行的历史时空中，法国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就推出酒税，在古代向酒征税如同现代奢侈税一般。

本来以为大家会高声赞扬，只见钱邦芑、刘鳞长等人连连摇头，惊问其中缘由，原来酒税自古皆有。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主张“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商君书?垦令》)，以限制酒的消费，防止大臣和百姓沉湎于酒，影响治理国家和发展农业生产。可见当时秦国对酒不仅征税，而且税额极高，是酒的实际成本的10倍。

汉武帝时期，国家改变了税酒政策。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在桑弘羊主持下，决定“建酒榷以赡边”(《盐铁论?忧边》)，即实行酒专卖，以所得专卖收入供应边疆用兵军费。

从此，酒的生产和销售均由官府控制，实行官酿官卖，不准私人酿造和经营。

三国时期魏、蜀多禁止酿酒，吴国则实行酒专卖。

西晋和东晋则对酒实行征税制，有时也因灾歉实行禁酿。

隋初也实行酒专卖，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止酒专卖，不再对酒征税。

唐初也不征酒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筹措军费，由官府置酒肆酿卖，每斛收钱3000；禁止民间酿酒。

北宋对酒仍行“榷酤”法，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北宋在全国设榷酒务1800多个，东京每年榷酒收入40万贯以上，秦州、杭州30万贯以上，这一年全部酒课约1360余万贯，卖曲钱约100余万贯，高于同期的商税收入。

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米曲价高为由，规定上等酒每升增20文，下等每升增18文。

明朝酒税分为酒曲税和销售税。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规定，百姓造酒自家饮用，不征税。

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规定，各地酒课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酒税就成为地方税了。

但朝廷虽然有规定，但实际收得非常少，比如在崇祯年间江南征酒税，官为纶栗，每酒一斤，纳钱一文，改槽坊为官店，建者依私盐律治罪。

即便如此，但各地征收上来的酒税仍然非常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明从上到下小民思想，从上到下怠政思想。

例如洪武年间山西有关税吏提前完成税收工作上奏朝廷请求封赏，但朱元璋反而认为其鱼肉百姓，而将其削职为民，如此大大损害各地税吏的积极性，到最后税吏以不征收税收、少征收税收为荣。

但现在不同，不但以集市为中心建立乡公所保证税收征收，作为穿越者更明白税收真正来源。

在那以后，颁布酒税，在粮荒期间酒税征收到太平时期一倍以上。

食盐生产与零售环节不易控制，但经销批发缓解容易受控，如此食盐是在生产零售环节施行备案制度，而在批发商环节施行特许经营制度。

而酒则不同，生产环节非常容易受控（特别对大作坊），而在零售环节不易控制，如此方式改变，那就是生产环节施行特许经营制度，而经销零售则施行备案制度。

按照北宋模式，上等酒每升（2斤，一般500毫升一斤）20文铜钱，中等就15文铜钱，下等酒10文铜钱（北宋是上等20文、下等18文），向经销商销售时征收酒税。

饥荒时节为了减少粮食消耗，酒税征收比例则可上调，如上等酒每升40文铜钱，中登酒30文铜钱，下等酒20文铜钱。

新的酒税明显有点奢侈税的味道，或者尽量照顾普通大众，即便在饥荒时节酒税也与过去太平时节相差无几，普通大众受影响不大。

而那些喜饮上等酒的即便多一点银子，但一个个本来就有钱，多这点银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酒税与盐税不一样，在古代食盐是不论富贵贫贱每天都要吃，如果不吃的话会腰腿无力，根本干不了农活。

而酒则不一样，虽然大家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