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 毛文龙第一次对袁崇焕起杀心】(3/6)
合适呢?”袁崇焕问道。“我觉得,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而是根本无从选择!”韦宝答道:“不怕说句犯忌讳的话,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东啊,广宁丢失后,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无论对明还是对金,都不适合长期驻军,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东西而不是占领。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大明即便缺银子,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关外的问题,看着好像是在关外,其实都在关内!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毛文龙听后大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真喜欢听韦公子说话,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说到老夫心坎里去,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
韦宝呵呵一笑,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没有想到毛文龙这么激动。
其实全世界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只有一本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三朝辽事实录》。
而且,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完全是文字游戏。
纵观全书,给人感觉,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
网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袁黑们意犹未尽,就把这事情拎出来。
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
这问题本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改守宁远的倡导者、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
只要有人说袁崇焕对的,网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杜撰臆测,写了《明冤》、《奏折上的晚明》这些书。
生生创造出孙承宗、袁崇焕出错的观点,并使之成为流行。
其史料出处,就是这一本《三朝辽事实录》。
在明代,“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
《明史·职官制一》从来就没有“奏折”、“折子”这一类的说法,那是清朝的习惯,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
这类书的读者,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是鞑子。
究其实,《三朝辽事实录》也不是一本书,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本自我标榜的东西。
明末清初那个时候,言论毫无限制,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都可以付梓面市。
书中以万、泰、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策略如何如何正确,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孙、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最后怎么样,也不行了吧。如此等等。大多是个人之偏见,外加玩弄文字把戏。
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当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文字游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督师辽东?
此事前有朝会,后有奏疏详细说明,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
当时的时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是好蒙骗的小孩子吗?明摆着,王在晋就是错的。
孙公死难,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阳,公以故相家居,阖门死义,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力战骂贼,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当时岂不震动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晋为此书,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间。申用懋一序,纪戊寅秋日,在晋自序,纪戊寅冬季;其子会苾一跋,纪己卯上巳;盖刊行在高阳惨闻播之后。以人情论,对高阳纵有私憾,亦何忍遽谤书於元老甫经遭难之日?幸而在晋小人,只知恩怨,不知义理。一面造谤,一面又直供蓄怨之来由,恶直丑正,肺肝如见。——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
大史家谢国桢搜尽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摘其目录索引,著成《晚明史融了很多甚至记载有明显错误的史籍,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都名列其中,却偏偏没有这本《三朝辽事实录》。无非就是认为,此书所言所写,其实太过扯淡,毫无价值可言。
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孙承宗在世的时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王在晋简直无耻。
后世的网络上,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加以脑补臆测,杜撰各种情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
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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